李伯重 | 明清易代与17世纪总危机

李伯重，著名经济史学家、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讲席教授。长期以来一直从事中国经济史方面的研究。

      明清易代这件事，很多人觉得是老生常谈，但这确实是不可思议的事。借用西方一本书The Impossible Happened的标题来说，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发生了”。 
　　这里我先要提到一本《追寻现代中国》，这是美国大学中最流行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作者是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美国历史学会前会长史景迁，他的文笔可以说是所有历史学者中最好的。我在美国、英国等地教书，都让学生读他的书。容易读，学生就会比较感兴趣，对非英语母语的学生来讲还可以提升写作技巧。在这本书的一开头，他就用生花妙笔给我们描绘出了这段“不可能发生却发生了的历史”。 

一、明清易代：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了 

　　1600年是明朝灭亡起的倒数第四十四年。史景迁说：1600年的中华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所有统一国家中疆域最为广袤、统治经验最为丰富的国家，其版图之辽阔无与伦比。当时的俄国刚开始其在扩张中不断拼合壮大的历程，印度则被蒙古人和印度人分解得支离破碎，在瘟疫和西班牙征服者的双重蹂躏下，一度昌明的墨西哥和秘鲁帝国被彻底击垮。中国一亿二千万的人口远远超过所有欧洲国家人口的总和……16世纪晚期，明朝似乎进入了辉煌的顶峰。其文化艺术成就引人注目，城市与商业的繁荣别开生面，中国的印刷技术、制瓷和丝织业发展水平更使同时期的欧洲难以望其项背”。今年是莎士比亚和汤显祖两位了不起的艺术家诞辰四百周年，他们在艺术成就上可以说是同一个等级。除了他们外，当时欧洲出现了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中国出现了吴承恩的《西游集》。这个时期是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高峰，我国的历史教科书说的“资本主义萌芽”，就出现在这个时期。但是，史景迁笔锋一转，接着说：但谁也没想到， “不到五十年就将自己的王朝断送于暴力。将混乱的国家重新带入有序轨道的，既非反叛的农民，也不是与朝廷离异的士大夫，而是越过明朝北部边境的自称‘满洲’的女真人”。他说的“自称‘满洲’的女真人”就是满族，但“将混乱的国家重新带入有序轨道的”的人其实不限于满族。努尔哈赤创建了八旗制度，把关外的满人、汉人、蒙古人编入了八旗，都叫旗人，所以有满洲八旗、汉军八旗、蒙古八旗。旗人都当兵，兵力总共不到二十万人，加上家属不到六十万人。明朝有1.2亿人（现在也有人估计达1.5亿—1.8亿），二十万八旗兵征服这么大的国家是不是奇迹？而且清朝在入关后不到二十年短短的时间内就把全国安定下来，这确实是世界历史的大奇迹。在明朝灭亡前夕，李自成的军队逼近北京城，还没有人相信满洲人可以建立一个强大、持久的新朝代。所以说是不可能的事发生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明朝还没最后灭亡的时候，大家就在讨论这个问题了。崇祯皇帝临死前说是“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意思是这都是因为大臣坏。崇祯的对头李自成也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也就是说明朝灭亡，主要是大臣结党营私，蒙蔽皇帝所导致的。乾隆皇帝则认为：“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意思是说，明朝不是被“流寇”（即农民起义）消灭，而是因为崇祯皇帝的祖父万历皇帝和哥哥天启皇帝太过荒唐，不理朝政，使得宦官和大臣胡作非为。明史专家樊树志先生也说：如果崇祯生在万历时候，明朝不会灭亡。 
　　上面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是也都存在问题。明史专家王家范先生在《明清易代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中说：“皇帝那边直到临死前还冤气冲天，觉得是臣僚坑了他，‘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写‘记忆史’的也有不少同情这种说法。另一种声音则明里暗地指向了崇祯皇帝，埋怨他专断自负，随意杀戮，喜怒无常等等。总括起来，总不离导致王朝灭亡的那些陈旧老套，例如皇帝刚愎自用（或昏聩荒淫，但崇祯不属于此），‘所用非人’，特别是任用宦官，更犯大忌；官僚群醉生梦死，贪婪内斗，‘不以国事为重，不以百姓为念’，虽了无新意，却都一一可以援事指证。……（这些说法）有没有可质疑的余地呢？我想是有的。这些毛病在王朝的早期、中期也都存在，不照样可以拖它百来年，甚至长达一二百年？万历皇帝‘罢工’，二十年不上朝，经济不是照样‘花团锦簇’，惹得一些史家称羡不已？再说彻底些，无论哪个王朝，农民的日子都好不到哪里去，农民个别的、零星的反抗无时不有，但真正能撼动根本、致王朝死地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二三百年才有一次。因此，用所谓‘有压迫必有反抗’的大道理来解释王朝灭亡，总有‘烧火棍打白果——够不着’的味道。” 
　　王先生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个人在历史上起的作用是很有限的，无论崇祯是明君还是昏君，都无法力挽狂澜。相反，在昏君万历统治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得不错，是少有的繁荣时期。那时日本丰臣秀吉派遣三十万大军，配备着精良的武器，三个月就把朝鲜灭了。朝鲜向中国求救，明朝派了十四万大军击败日军，帮朝鲜复了国。朝鲜为了表示感谢，在汉城建了一座巨大的牌楼城叫作迎恩门，平时关着，只有明朝使臣来汉城，才打开门恭迎。因此把朝代灭亡归结于个人，这是不正确的。 
　　很多学者摆脱了这样的看法，而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明朝灭亡。比如，翦伯赞先生早年说：一方面是贪污腐化，荒淫无耻，一方面是饥寒交迫，流离死亡，所以老百姓不得不起来造反。郭沫若先生1944年写了《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被毛泽东看到了，认为他写得很好，让大家来学习。他在这篇文章里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明朝统治阶级越来越腐败，农民阶级无法生存，所以揭竿而起，把明朝推翻了。李文治先生的《晚明民变》，说到明朝自万历时代开始，民间的抗议活动就不断，城市有城市的抗议活动，农村有暴动，一开始是涓涓细流，到天启七年汇成明末农民大起义，打了十七年，最后崇祯自缢，明朝灭亡。这些看法后来成为主流的观点。因此樊树志先生在《明史十讲》中，认为明朝易代是必然，清代入关是偶然。为什么是必然？因为社会矛盾激化，农民大起义，导致明朝灭亡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新的王朝必然建立，但是由哪个势力来建立这个新王朝呢？李自成不可能，张献忠也不可能，最后这个任务是由满洲人完成了。因此他认为这是有偶然性的。 
　　这些说法是否正确？有正确的方面，也有可以商榷的地方。赵世瑜先生总结了海外学者对明清易代的讨论，总共有王朝更替、民族革命、阶级革命、近代化和生态—灾害史五种解释模式。但如果说这些就足以解释明清易代的话，那么我们就要问：为什么世界上同期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既然发生类似的事，就说明在这些原因之外，还有一些更深层的原因，才能导致类似的事同时发生在世界的不同地方。 
二、“17世纪全球危机” 

　　“17世纪全球危机”一词，最早出自于英国学者霍姆斯鲍姆，后来在美国学者帕克(Geoffrey Parker)的《全球危机：17世纪的战争、气候变化与大灾难》一书中得到充分的阐述。他在书里讲到，17世纪特别是前半期，世界很多国家都发生了政治变更，而且全球性比过去或者随后任何时代都多。同一时期，暴动、危机在很多地方都出现。首先看和中国距离很远的英国。经过亨利八世、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的统治，英国经济迅速发展，人口迅速增加，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先进繁荣的国家。特别是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打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后，一跃成为可以和欧洲大陆国家争雄的强国。 
　　但是1642年发生了英国内战。国王和议会发生争执，导致战争。战争持续了十三年，死伤无数，社会动荡。内战结束时，国王查理一世被公审，被处以叛国罪并被绞死。在世界历史上，这是第一个君主被人民公审处死的统治者，其他许多被杀的君主都是死于叛乱者、政变者或者入侵的外敌之手。查理一世死后，斯图亚特王朝灭亡，克伦威尔建立了英吉利共和国。在英国内战中，英格兰有3.7%，苏格兰有6%，爱尔兰有41%的人口死亡，接着发生大饥荒，又死了16%的人口。到了1688年，荷兰执政奥兰治亲王威廉率领荷兰海陆军接管英国，英国才安定下去，直到今天为止。这就是著名的“光荣革命”。 
　　英国内战不是偶然的。休斯（Ann Hughes）指出：英国内战是17世纪中期欧洲各国统治者和人民的众多斗争的一部分。这些斗争包括法国人民一连串的抗争导致王室在17世纪40年代后期的崩溃。在西班牙帝国统治下的加泰罗尼亚、葡萄牙、那不勒斯和西西里，都出现了严重叛乱。在瑞典、荷兰和德国，也都出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紧张对抗。因此应当把英国内战视为“英国问题”的一部分，而“英国问题”又是“欧洲总危机”的表现。按照梅里曼（Roger Bigelow Merriman）的总结，在17世纪中期的二十年中，西欧出现了六次反对君主的革命，这些革命包括英国克伦威尔领导的清教徒革命，加泰罗尼亚、葡萄牙和那不勒斯反对西班牙国王的斗争，法国的投石党（Fronde）运动和荷兰的宪法危机和推翻奥伦治家族统治的起义。法国普罗旺斯，1596—1635年发生了108次民众起义，1635—1660年更多达156次，1661—1715年则达110次。在这样一个仅有60万人的社会，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发生多达374次的起义，颇为令人震惊，以致史学大师马克·布洛赫指出，近代早期欧洲的农民起义就像工业时代的罢工一样普遍。波兰立陶宛联邦解体崩溃，建立了第一个世界帝国的西班牙王室垮台了，英国出现了叛乱，苏格兰、爱尔兰、英格兰都在动荡。俄罗斯当时才刚刚形成国家不久，是当时欧洲领土最大的国家，暴动也此起彼伏。土耳其也出现了反对苏丹的叛乱，而且把苏丹绞死了。瑞典、丹麦、苏格兰、爱尔兰、荷兰也都出现大规模的叛乱。从西欧、东欧到西亚、南亚、东亚都在发生一系列的叛乱。在东亚地区，除了中国， 朝鲜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前半期连年遭遇水旱灾，经济凋敝，1592—1598年的日本入侵导致的严重破坏尚未恢复，1624年初又发生内战。日本在17世纪前半期也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在17世纪40年代，出现了“宽永大饥荒”（1642—1643年），食物价格上涨到空前的水平，多数人生活在绝望之中。经济衰退导致了社会动荡，爆发了日本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次起义，即岛原大起义（亦称“天主教徒起义”）。1650年前后十几年年间，社会动荡出现在世界许多地方，遍及欧、亚、美几大洲。非洲也出现了，但是因为历史记载不多，所以我们看得不很清楚。按照帕克所做的不完全统计，在1635—1666年间，世界各地共发生大规模叛乱与革命49次，其中欧洲27次，美洲7次，亚洲和非洲共15次（其中包括了中国的李自成起义）。这个时段，和平时期是少数，战乱时期是多数。整个17世纪最不安定的时间就是17世纪中期。从1618到1678年，波兰只有二十七年是和平的，其他的时间天天打仗或者暴动，荷兰只有十四年，法国只有十一年，西班牙只有三年是和平的。在欧洲之外，中国、印度都不断地发生战争，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只有七年是和平的。明朝后期确实内乱不断，但我们也要看到当时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发生内乱。所以明朝的危机不能只用明朝内部的原因来解释。若说明朝灭亡是因为阶级斗争和清朝入侵，但当时欧洲暴动那么多，很多国家也都被入侵，这些原因并非明朝独有的。一定有些共同的原因，才会导致这些现象普遍存在，而这些共同原因只有在全球史的范围内才能发现。 
　　17世纪总危机还有一个表现，就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频仍。不仅是各国国内动荡，国家之间的冲突也大大增加。据不完全统计，从15世纪到20世纪六个世纪中，发生战争最多的世纪就是17世纪。我们觉得20世纪战争很多，但实际上战争的次数不很多，19世纪也不多，但17世纪很多。欧洲出现了“三十年战争”，战争规模大，持续时间长。整个欧洲分为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两大阵营，彼此打得不可开交。战争的主战场在德意志地区，当时德国还没有统一。战争期间该地区饱受摧残，人口锐减。战前人口1600万—1700万，战后降至1000万—1100万，人口损失500万—600万，比例高达 25%—40% 。其中波美拉尼亚被消灭了65%的人口，绝大多数是平民，德国男性减少近半。之后德意志地区也发生一系列战争，如奥地利王室继承战争、七年战争、普法战争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都不曾遭遇这样惨痛的人口灾难。在东亚，明朝和后金/清也打了多年的仗，死亡比例是不是那么高很难说。 
　　由此可见，在17世纪，整个世界确实变得非常不安宁。帕克、史密斯（Lesley M. Smith）对这个全球性危机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他们使用世界各地民众回忆记述的有关1618—1680年经济社会危机的第一手资料，同时运用科学方法来证明当时的气候变化状况，指出革命、旱灾、饥荒、侵略、战争、弑君一系列事件与灾难发生于17世纪中期的世界各地。危机由英国到日本，由俄国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蔓延全球，美洲大陆甚至也受到波及。在1640—1650年，自然环境的变化导致饥荒、营养水平下降以及疾病的增加。据当时的估计，该时间段世界人口死亡了1/3。而中国的明清易代，就发生在这个时期。这时的中国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内乱，也没有出现战争，倒成了不可思议的事。讨论中国17世纪的危机，中外学者也在做工作。他们的许多成果，编成了《清史译丛——中国与17世纪危机》一书。由于中国的危机是世界性危机的一部分，我们要了解中国的危机必须要了解世界的危机，否则说不清楚，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明清易代这种不可能发生的事会发生。 

三、全球气候变化：17世纪危机的主要原因 

　　我们要用全球史的眼光看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首先是因为人类的历史本身就是全球性的。有人认为八万年前我们现代人的祖先从非洲走出，三万年前从白令海峡走到美洲，都是在走来走去。所以任何一个民族从来就不会是只在一个地方，而是不断地迁徙移动。因此人类历史从一开始就是全球史，了解人类历史变动的过程中要有全球的视野。当然，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各民族发生的事情，不一定是全球现象。但在支配各民族的生活的各种因素中，有一个因素却始终是全球性的——气候。气候从来不受国界、行政边界的限制。在今天的中国，河北是雾霾最严重的地方。但是河北产生的雾霾不仅影响到本地，也影响到北京，影响到河南、江苏、浙江、湖北。前段时间我到西安，坐高铁上一路回来都是雾霾，后来又到了武汉，也是一样的，而且雾霾已经漂到韩国、日本。当然，气候有小气候和大气候，小气候影响一个较小的地区，而大气候影响更大的范围。 
　　17世纪全球发生大危机，一个重要的因素是17世纪全球气候发生重大的变化，这是科学已经验证的。我们在北半球，北半球的气候从14世纪（元朝末年）开始转寒，17世纪达到极点。我们今天怕气候变暖，但变冷危害更大。15世纪（明朝中叶）以来，出现过几个温暖期和寒冷期。16世纪、18世纪是温暖时期，17世纪和19世纪是寒冷时期。17世纪寒冷，明朝走向崩溃；19世纪寒冷，清朝走向衰落。17世纪当时气温比现在平均低2度。平均气温高或者低2度，后果是非常重大的。高2度，喜马拉雅山的雪就要化掉很多，北极的冰原要缩小很多，北极熊就没地方住。17世纪40年代明朝灭亡那段时间，气温达到最低，17世纪50年代也很低。这些是以考古的方式得到的信息，比如从树木的年轮和土壤里的花粉得到的信息。对当时的书面记录进行分析，也可以看到：中国在1600年左右，进入小冰川时期，变得非常冷。到崇祯时期达到高峰，以后非常缓慢地变暖，一直到康熙二十六年，才恢复到正常的时候。总的来说，明代时期气候寒冷干旱。特别是明代后期的后半叶（万历二十八年至崇祯十六年，1600－1643），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五个小冰河期。 
　　因为中国是季风气候，气温和降雨有密切的关系。气温上升1度，中国的降雨线会向从东南向西北推进几百公里；降低1度，则反向后退几百公里。气温和降水是农业的根本。今天在用高科技、农药、化肥、良种的情况下，年均气温下降1度，我国的农业要减产10%。气温变化还会引起农业区域边界发生改变。历朝都在修万里长城，但各朝修的长城的位置差别很大，秦朝的时候天气比较暖，秦朝的万里长城比明朝的万里长城远很多。长城是农耕区和游牧区的分界线，这条线的移动会对中国造成巨大的影响。华北在气温高的时候，降水多，很北的地方也很适于植物生长。在很早的时候，北京是有大象的，因为这个地方有大量的食物，它可以存活。但气候变冷，植物长得没有那么多，而且加上人的活动，中国的大象逐步南撤。 
　　明朝气温降低，使得降雨减少，所以旱灾特别多。这是我国的几个气候带，气温变化，气候带也就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对南方影响不太大，但对华北影响很大，对蒙古高原影响更大。气温降低了，蒙古高原上的人不能活了，就要向条件较好的南方跑。但当地人谋生本来就不易，又跑来这么多人抢饭碗，当然要抵制，但是如果新来的人有更强大的武力，当地人打不过，只能也向南跑。这样，一波接一波，一波推一波，像滚雪球一样，形成大规模、长时间的人口南迁的浪潮。这条线持续南移，对于中国（特别是华北）的社会经济是灾难性的。在旱灾时候，还会形成蝗灾。明末干旱引起的特大蝗灾始于崇祯九年（1636），主要在陕西东部、山西南部及河南开封一带；崇祯十年向西扩展到关中平原，向东扩展到以徐州为中心的山东及江苏北部，然后扩展到南起淮河、北至河北的广大地区；崇祯十一年，形成东西上千公里、南北400公里－500公里的大灾区，并开始向长江流域扩散；崇祯十二年，向北扩展到陕西和陕西两省北部，向南扩展到江汉平原；崇祯十三年，黄河、长江两大河流的中下游和整个华北平原都成为重灾区；崇祯十四年，华北蝗灾开始减退，但是长江流域蝗灾却继续发展；崇祯十五年，由于气候发生大变化，连续四年的特大蝗灾结束。 
　　气候变化还会引起瘟疫的大面积流行。农业社会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安土重迁。农民在村子里各种自家的一亩三分地，有需要时到小市集买点东西。除了商人和书生考试会经常性移动外，绝大多数人世代住在一个地方，不到别的地方去。布罗代尔 (Fernand Braudel)说，在人们彼此长期隔绝的时代，各地居民对不同的病原体各有其特殊的适应性、抵抗力和弱点。一旦相互接触和感染，就会带来意外的灾难。。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是鼠疫的主要发源地，当地人经常接触这种病菌，产生了抗体，所以他们不怎么怕鼠疫。但是其他地方的人没有这个抗体，一旦老鼠把病菌带到这些地方，就不得了。在14世纪，欧洲就因为鼠疫死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口。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西班牙人把东半球的几种传染病——鼠疫、天花、麻疹都带到那边，印第安人从位接触过这些病菌，没有抵抗力，所以染病即死。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印第安人人口数和欧洲人口数差不多。但是瘟疫和屠杀，使得印第安人死掉90%。 
　　明朝后期因为大旱灾、大蝗灾，北方人民大批逃荒。庞大的人群在流动，当然会把各地的传染病传到各地。特别是李自成起义源自陕北，那一带是牧区和农区混合的地方，是鼠疫病的发源地边缘地带。东北和蒙古草原关系密切，也是鼠疫病的发源地边缘地带。因此李自成、张献忠和后金/清的军队进入华北后，也把鼠疫病带过来了。据《明史》记载，从1408—1643年共发生大瘟疫19次，其中1641年的瘟疫遍及河北、山东、浙江等。明代名医吴有性说，1641年，疫气大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事实上，明末大瘟疫开始于崇祯六年（1633），地点是山西。崇祯十四年传到河北，并随着李自成和清朝的军队传到更多的地区。北京爆发鼠疫，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史载崇祯十六年二月“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清军占领北京的时候，把北城的汉人赶到南城，把北城腾出来给旗人住。汉人被赶到南城，大家都有地方住，为什么？是因为原来的居民都死得差不多了，剩下来的人有足够的地方住，所以。清朝的这个政策没遇到什么反抗。 
　　明末天灾和瘟疫最厉害的地方是陕西、甘肃、河南、河北。河南官员郑廉在《豫变纪略》中记述崇祯三年到崇祯十五年，年年都是灾荒。河南是中原的中心，人口稠密。遇到大荒灾，赤地千里，死了很多人。家住河南的前兵部尚书吕维祺上书朝廷说：“盖数年来，臣乡无岁不苦荒，无月不苦兵。”年年有灾荒和兵役，政府还要征税。人们没有东西可吃，只好骨肉相残，开始人吃人了。由于到处是饥民，土匪也横行，村子里连叫的狗都没有了，但官员还要收税。在陕北，情况更严重。一位名叫马懋才的官员在写给皇帝的奏折《备陈大饥疏》中说：“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人民困苦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崇祯皇帝再英明也救不了国家，何况他并不英明。 
　　明末大科学家宋应星，总结当时天下的情况说就是“民穷财尽”四个字。全国只有江苏、浙江、福建的情况稍好一点。在其他地方，走二三十里都没有一棵树，加上流寇盛行，老百姓怎么活？欧洲也是这样，一点儿不比中国好，各个国家的老百姓活不下去，只能造反，所以起义、叛乱和战争不断爆发。而起义、叛乱和战争又加剧了本来已经很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形成恶性循环。 

四、早期经济全球化：导致东亚政治军事局势聚变的主要推手 

　　古语有云，尽人事，听天命。在17世纪的危机中，人事方面的因素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就是东亚政治、经济的剧烈变化。晚清时，李鸿章说中国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句话大家都耳熟能详。《汉书·天文志》说：“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年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按照这种说法，中国历史“大变”的开始，从今天前推五百年， “三千年之大变”应当发生在15世纪，而15世纪正是全球化开始的时代。全球化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事情。沃特斯（M. Waters）说：“全球化是20世纪90年代的概念，是我们赖以理解人类社会向第三个千年过渡的关键概念。”今天当选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想使美国退出全球化，但他退不了。对中国来说，没有全球化，中国的经济也不可能发展到现在的程度。当然，全球化有好的方面，也有坏的方面。 
　　全球化有几个方面的内容，这里我们说的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一词，最早是莱维特（Theodore Levitt）1985年在《市场的全球化》一文中提出的。全球化的最终归宿，是把整个世界变成一个统一的和唯一的市场。全球化不是今天才出现的。雅克•阿达 （Jacques Adda）说：“全球化经济诞生于欧洲，开始于15世纪末，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与结果。近几十年来以一体化体制出现的世界经济，来源于一个欧洲的经济世界，或者说是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经济世界。倘若没有日本的有影响力的发展，没有中国令人瞠目结舌的苏醒，人们还将今天的世界经济视为欧洲经济世界的延伸。”现在各国都有一些人认为全球化是一种欧美特别是美国主导并剥削其他国家的现象，这是不对的。全球化开始于欧洲地理大发现，但今天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日本已经在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这本《1492年，我们的世界开始了》（1492 ：The Year Our World Began）是一本讲全球化开始的书，台湾地区已出了中译本。作者费尔南德茲-阿梅斯托（Felipe Fernandez-Armesto）在书中说：“我们置身的现代世界绝大部分始于1492年，所以对于研究全球史某一特定年代的历史学家来说，1492年是很显而易见的选择，但实情是这一年却反常地遭到忽略。”有人可能要问，郑和下西洋为什么不是新世界开始的时候？郑和舰队的规模比哥伦布大得多。郑和舰队有各类舰只二百多艘，其中最大的宝船有8000吨的排水量（这一直有争议，有人认为排水量更大）。而哥伦布舰队只有船舰三艘，他的旗舰“圣玛利亚号”只有150吨。郑和的舰队有船员2.7万人，跟美国今天的第七舰队差不多，而哥伦布舰队的船员总共只有78人。因此，从技术方面来说，郑和航海更伟大。但对世界的影响来说，郑和下西洋不能和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相比，因为后者是改变世界的重大事件。哥伦布发现美洲后，欧洲人开始掀起一波波探险的高潮，开拓了很多航路，把世界各地通过海路联系起来。因此费尔南德茲-阿梅斯托说：哥伦布发现美洲，是改变世界的重大事件,“从此以后，旧世界得以跟新世界接触，借由将大西洋从屏障转成通道的过程，把过去分立的文明结合在一起，使名符其实的全球历史——真正的‘世界体系’——成为可能，各地发生的事件都在一个互相连结的世界里共振共鸣，思想和贸易引发的效应越过重洋，就像蝴蝶拍动翅膀扰动了空气。欧洲长期的帝国主义就此展开，进一步重新打造全世界；美洲加入了西方世界的版图，大幅增加了西方文明的资源，也使得在亚洲称霸已久的帝国和经济体走向衰颓”。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丝绸之路是东西往来的重要通道。这条通道在文化交流上很有意义，在经济上却没有多大意义。这条路经过的广大地带中，有世界上最高的青藏高原，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及世界最大的中亚干旱草原。只靠骆驼驮运数量有限的货物，行程几万里，从中国运到欧洲，其成本之高，可以想象。不仅如此，这一路上强盗、土匪很多，玄奘法师和马可波罗在路上都遇到了很多强盗、土匪。因此有许多商人都人财两空。 
　　与陆路不同，海路可以把大量单位价值不很高而体积很大的商品运到世界各地。中国的海路贸易，主要商品是瓷器、茶叶等，所以可以说是瓷器之路、茶叶之路。明朝的瓷器就已通过海路大量运到欧洲。而到了清朝，茶叶更成为中国和英国贸易中最重要的商品。海路开通把世界各主要地区联通起来，现代世界才真正开始。西方人在世界各地建立的殖民地，成为当时国际贸易的重要推手。这时候的历史变成“没有国界的历史”。一直到马克思时代，各国之间往来并不需要护照和签证，所以包括马克思本人在内的很多流亡者，在本国受迫害，都可以跑到其他国家生活。在这个没有国界的世界里，最活跃的是商人。哪里可以赚钱，他们就跑去哪里。这样，经济全球化把世界各地联系起来，而且联系越来越紧密，也使得各国的关系复杂起来。你要靠我，我也要靠你，彼此纷争就多起来，当时没有WTO和国际法来解决争端，到最后往往就需要靠武力解决。恰恰在这个时候，出现了“火药革命”。 
　　大家知道火药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但从用来做鞭炮的火药到可以实战的火药的改进，经过了漫长的过程。火枪从最早的火门枪、火绳枪、燧发枪，一直发展到今天的各种先进的步枪，火炮从青铜炮到今天使用的各种自动化的大炮，经过了好几个世纪。火药技术在中国发明出来后，由东向西由蒙古人传到阿拉伯地区，再由阿拉伯人传到欧洲。在传播的过程中，各地使用者都在不断加以改进。欧洲由于战事频仍，所以需要不断改进武器。他们改进后的火器，反方向由西向东，又从欧洲传到伊斯兰世界，之后从伊斯兰世界传到南亚和东亚。到了大航海时代，欧洲人到了东亚，又把最新的火器技术直接带过来。所以火器技术的全球传播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当时火器技术最发达的地区是西欧、伊斯兰世界和东亚，三方面都造出了某一时期最好的火器。 
　　这里给大家看一下我在葡萄牙的里斯本军事历史博物馆拍摄的照片。葡萄牙是一个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小国，在西欧算是比较落后的国家，但是在里斯本却有宏大的军事历史博物馆。这是17世纪葡萄牙人造的火枪和葡萄牙人缴获的土耳其大炮，上面还有土耳其的文字。 
　　在17世纪，火炮装药很慢，发射完成后，炮管发热，要用水浇冷，用布擦干净，把火药放进去压实，再瞄准放炮。土耳其人围攻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的时候，造了世界最大的火炮，威力极大，但一天只能放两炮，因为那个炮太大了，要好几些人才能装火药和炮弹。土耳其人用高薪招聘匈牙利的造炮专家帮他们造炮，用的是最好的技术。当时欧洲出现了一些贩卖知识的人，他们没有什么国家观念，谁有钱就跑到谁那儿去。土耳其招聘了很多这样的人，所以造出来的火器很厉害。拜占廷帝国又叫东罗马帝国，是一个延续了一千年的基督教帝国。君士坦丁堡是为了纪念君士坦丁大帝而得名，他们建造了被认为是世界上建筑最好、防务最好的城墙。在拜占庭帝国存在的一千多年中，罗马人、阿拉伯人、蒙古人、十字军攻打过很多次，大多数都打不进去。“火药革命”后，1453年，土耳其人包围君士坦丁堡，用炮把城墙轰倒，从而夺取了这个城市，改名伊斯坦布尔。今天伊斯坦布尔宏伟的清真寺，就是土耳其人在原有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基础上改建的。 
　　西方火器技术传播到东亚后，对东亚历史变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的威胁是来自北方，从匈奴开始，突厥、鲜卑、柔然、回鹘、蒙古都是从北方来。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有非常优秀的骑兵，汉人的步兵难以抗衡。中原王朝在国势强大的时候派兵北伐，把他们赶走，但大军无法在蒙古草原久驻。一旦大军撤走，他们就又回来了。真正的解决之道就是修一道长城挡住他们。我们的万里长城有人说是民族的骄傲，我看未必。因为打不过人家，只能建墙挡着，这并不是值得骄傲的事。长城都是在崇山峻岭中修造的，非常费钱，而且耗时长久，明朝修了一百五十年。不过，长城确实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明朝，除了明英宗出长城打仗被俘，其他时期长城都起了防护作用，挡住了蒙古人的侵扰。长城的防线上驻了很多兵，蒙古人打进来，不马上回去后路就断了。 
　　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火器传入，导致了东亚一些地区强权的兴起，其中一个是安南。安南就是今天的越南，更早叫交趾，在秦始皇时期是中国直接管辖的一个行政区，到了唐朝还是这样，不过更名为安南。北宋初年，这个地区的地方首领取得实际上的独立，但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清朝嘉庆年间，安南国王向嘉庆皇帝请求改名为南越，嘉庆皇帝说我们中国历史上就有南越国，怎么能给你们叫？所以叫越南好了。这个名字一直延续到今天。 
　　越南是中南半岛上搞扩张最厉害的国家，它的领土在近几百年扩大了四倍。安南在宋朝时取得事实上的独立，不久就向南扩张。大家都知道占城稻的故事。宋朝时期，中国江淮一带遭灾，宋真宗下令向占城买了三万石稻种来，分给灾区百姓种。占城稻有早熟高产的特点，对土地要求也不高。因此占城稻的引进，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占城国的人民是马来人，跟越南人完全不同。占城国早期信印度教，现在到那儿还可以看到很多早期建筑，和柬埔寨吴哥窟那边的建筑很像，到10世纪逐渐接受伊斯兰教。后来占城被越南逐步蚕食，他们打不过越南，曾向明朝求救。永乐皇帝也因为各种原因派了一支大军攻占安南，把那里重新变成中国的行政区。但二十年后，当地人不断反抗，明宣宗把军队又撤回来。明朝军队撤走后，安南更加放手大力向南方扩展，把占城逐步灭掉。安南不仅欺负占城，而且经常向明朝挑衅。这个国家只有四五百万人口，为什么敢这样做？一个原因是它靠近南海，有机会较早接触从欧洲传来的先进火器技术。16、17世纪，安南以从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的沉船中打捞起来枪炮作为样式，雇用欧洲枪炮铸造工匠，从而有了可观的火器。当时安南分裂，北方的郑朝，拥有50—60门大炮（cannon），从隼铳（falcon）到半寇飞宁（demi-culverin）一应俱全，还有一些更先进的全寇飞宁（whole culverin）与半加农（demi-cannon）以及一些臼炮（mortar），而南方的阮朝则拥有1200门左右大小口径不一的铜炮。郑朝和阮朝不断打仗，双方都积极发展火器，所以火器制造很发达。后来安南更要求明朝把广西割让给他们。嘉靖皇帝召集大臣讨论要不要再打一次安南，大臣说花费太大来没有打。安南暗中把火枪（叫作交铳）送给广西和云南的少数民族武装，让他们和明朝作对。 
　　现在缅甸在不断打仗，经常有炮弹打到中国境内，所以大家比较注意这个国家。缅甸历史上统一过两次，第一次统一建立了蒲甘王朝。第二次统一是莽应龙建立了东吁王朝，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莽应龙在统一缅甸的过程中，在孟加拉一带和葡萄牙人作战，东吁军队打胜后，把俘虏的葡萄牙人编入自己的军队，此外还有一些孟加拉的穆斯林水手，从前学习过奥斯曼帝国的火器使用技术，莽应龙也把他们编入军队，世代当兵。以这些外籍军人为核心，莽应龙建立了自己的火器部队。因此到了统一缅甸的时候，火器已经成为东吁军队里重要的部分，火器配备的比例比明朝军队还高。火枪与火炮已成功地融入缅甸步兵和战象的单位中，火绳枪手、炮兵与其他部队的比例为1：2或1：3。根据1637年的一份谕令，当时一支缅甸部队的典型配备是：总员1000人，配有10门火炮、100支枪以及300把弓。每个单位装备100支枪和必要的配备，每个人都有他的枪和必要的补给。东吁王朝强盛的时候，占地很大，而且泰国整体被灭了，所以这个国家可以不断向明朝挑衅。 
　　再讲日本。倭寇侵扰的历史很长，隆庆开海后慢慢消退。日本这个民族，自己的创新不多，但接受别人的东西加以改进的能力超群。日本在早期用中国的火器，后来发现葡萄牙的火器更好，就积极引入并加以改进，当时人普遍认为日本人改进的火枪鸟铳比葡萄牙造的更好。这种火枪成为了日本军队的主要装备。明朝的军队有火枪，但那时不如日本。倭寇很厉害，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使用了这种火枪。当时所有的火枪发射都很慢，打一枪，要加火药和弹丸，用通条压进去，再瞄准，点火，最快的速度是一分钟打一枪，还不如弓箭快。为了克服这个严重缺陷，出现了三排轮射法：士兵排列为三排，第一排是射手，持枪射击，第二排是传递手，把发射后的空枪传给第三排的装弹手，同时把装弹手装好火药和弹丸的枪传给射手。这样就可以连续不断地射击了。在欧洲，发明这种方法的是荷兰的莫里斯亲王，他认为这是最有力的战法。在日本，织田信长发明了这种方法，被称为“信长三段射”。军事史学家贝林（Noel Perrin）说，16世纪末日本陆上火器之精良和应用之普遍，已经超过英、法等西欧先进国家。织田信长在著名的长筱之役（1575）中能够彻底击溃日本最强大的军队——武田胜赖的铁骑，主要就得力于埋伏在河边的上万名火绳枪手。他死后，丰臣秀吉成为首领，继承了这笔丰厚的遗产。所以日本打朝鲜的时候，朝鲜二十万大军在三个月内就土崩瓦解了。 
　　明朝还引进了红夷大炮。明朝先是从葡萄牙人那里引进了佛郎机炮，但这种炮射程不够远，威力也不够大。后来从荷兰人那里引进了红夷大炮，比佛郎机炮厉害得多。清朝人对“夷”这个字很敏感，改称“红衣大炮”。红衣大炮长10米左右，重量在2吨以上。万历年间，荷兰武装船只首次来到广东沿海，与明军发生海上冲突，明军“以平日所持火器遥攻之”。对方开火，“第见青烟一缕，此即应手糜烂，无声迹可寻，徐徐扬帆去，不折一镞，而官军死者已无算。海上惊怖，以其须发通赤，遂呼为红毛夷云”。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荷兰军舰上的大炮的射程长，青烟一冒，明朝这边就被打得破破烂烂，明朝人感到非常震惊。明朝并不保守，马上学，所以中日战争中明朝的海军已经用这样的大炮，而日本海军没有。所以在交战中，明军开火，日军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被击沉了。 
　　在战争中，先进武器起什么作用呢？恩格斯说：“应当特别强调的是，从装刺刀的枪起到后装枪止的现代作战方法，在这种方法中，决定事态的不是执马刀的人，而是武器。”因此如果武器好，训练好，一支较小的军队也可以打败装备不好的大军。军事史专家富勒（J.F.C. Fuller）说，火药的使用，使所有的人变得一样高，战争平等化了。因为这个原因，那些远比中国小的国家如日本、安南、缅甸都可以向明朝挑战，明朝对付他们比对付使用传统的冷兵器的蒙古人还困难。 
　　我的这本小书《火枪与账簿》中有一节“祖国在危险中”，提到明朝四面受敌，海上威胁是荷兰人、葡萄牙人，南方是缅甸人、安南人，北方是蒙古人、后金人。书里也讲到东亚世界四大战，即中缅边境战争、中日朝鲜战争、明清辽东战争、中荷台海战争（这是郑成功打的）。东西南北都在打，而且这些敌人都使用了先进武器，所以明朝的处境确实非常困难。 
　　明朝国防开支非常大。为了对付北方的蒙古人，明朝沿着长城设立了十三个军区，即边镇。从嘉靖十年（1531）到嘉靖十八年（1539），再到万历三十年（1602）间，这十三个边镇的官军数从37.1万人增加到61.9万人，再增到68.6万人。花在这些边镇的费用也在剧增。每年所编列的银两数，从嘉靖十年的336万余两，暴增到万历十年的827万余两。当时万历六年太仓银库（国库）每年收入367万余两，这827万两的边镇军费是其2.25倍。台湾清华大学赖建诚教授的《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1531—1602）》一书中讲道：嘉靖二十七年（1548）到万历四十五年（1617）间，太仓所支付的军费在岁出总额中的比重，只有两个年份低于60%，有三个年份在60%－70%之间，而从万历十八年（1590）之后，都超过85%，甚至有高到97.25%者。明朝把这么多的钱用于国防，这是在不利的国际环境中的无奈之举，要抵抗就要有兵和武器，而且武器很昂贵。在冷兵器时代，给兵发一支长矛或者一把刀就够了，但是到了火器时代，要有枪、有炮，枪炮要消耗火药和枪炮弹。满洲兴起后，比蒙古更难对付，明朝在国防方面的钱花得更多。因为更多的钱要用于对付满洲人，别的地方就只好削减了，于是出现了欠饷，崇祯元年各地欠饷520余万两，而且当时的兵都是靠饷养家糊口，不给钱怎么活？有一个邮差兵（驿卒）叫李自成的被裁了，于是造反，最终明朝灭亡。 
　　在另外一个方面，经济全球化本身也对明朝的灭亡起了直接的作用。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扩展，明朝经济也越来越多卷入世界经济体系。明朝大量输出丝绸、茶叶、瓷器和蔗糖，而欧洲人需要这些高级的消费品，所以中国和欧洲之间的贸易就蓬勃发展起来了。但是欧洲没有多少东西卖给中国，贸易出现了越来越大的不平衡。要平衡这个缺口，欧洲人就必须用当时国际贸易中的硬通货（白银）来支付（黄金成为国际通用货币是19世纪后期的事，以前都是白银）。欧洲人发现美洲最大的收获之一，是发现了美洲的墨西哥、玻利维亚、秘鲁的银矿。这几个国家的产银量占了世界的80%。他们用白银买中国的产品，卖到欧洲、美洲，成为全球性的贸易。货币相当于市场这架机器的润滑剂，没有足够的货币供给，商业化的经济就不能很好地成长。明朝后期中国经济有长足的进步，一个原因是当时有大量外国白银输入。17世纪，由于各种原因，欧洲运来的白银大大减少，造成通货紧缩。明朝政府向人民收税是收白银，由于银价上涨，以前卖一石米可以卖1.5两白银，现在银子贵了，要卖1.5担米才得到1两白银。虽然交的税可能还是1两银，但农民的实际负担却猛增了50%。所以全球化的消极作用就体现出来了。不仅如此，明朝还不断加税。崇祯皇帝也知道人民生活非常困苦，但仍然要加税，说：“流寇蔓延，生民涂炭，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赋无以饷兵。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他说得轻巧，百姓可就遭大殃了。天启、崇祯年间先后加派辽饷500万两，剿饷900万两和练饷730万两，这就是著名的“三饷加派”。况且明朝吏治腐败，贪官污吏利用加税想方设法设立各种附加税（就相当于今天税费中的“费”），这些附加税很厉害，甚至达到正税的二三十倍。这样一来，老百姓更活不下去了。 
　　在这样的乱局下，崇祯是否有能力拯救国家？崇祯很勤勉，但他做十件事，有八九件事是糟糕的。最明显的一条，崇祯绝不肯动既得利益集团。李自成的军队已经打到北京城下，北京的守军没有饷，不愿作战。到了这个生死存亡的时候，崇祯急得不得了，派太监向大臣、皇亲国戚、太监要求捐款。但是众人都哭穷，都说“家银无多”。崇祯生了气，这些人才老不情愿地拿钱出来。最多的是老皇亲张国纪捐2万两，皇后的父亲捐1万两，退休太监头司礼监王之心最富，纷传家产在30万两以上，但只肯认捐一万两。大学士（相当于国务委员）陈演说自己向来清苦，一毛不拔。李自成把北京打下来后，大将刘宗敏把明朝的皇亲国戚、高官显贵抓起来拷打，逼迫他们交钱。陈演被拘，派人送4万两至刘宗敏府，他的家仆告发说他的钱还有很多，于是刘宗敏派人搜出黄金360两，白银48000两；太监王之心家搜得白银15万两，珍玩珠宝大抵价值也在15万两左右；皇后的父亲家搜得白银53万两。而崇祯自己的私财——内库“镇库银”，被抄走的数量更为惊人，据王家范先生估计总数为白银3700万两，黄金为若干万两。到了这个时候，崇祯还不肯动自己的私财，也没有真正去动那些既得利益者，你想他哪里是什么明君，真是昏君，所以有些学者同情崇祯，我是不敢苟同的。 
　　清朝入关的二十万旗人，有很大一部分不是满人，而是在关外投降后被编入八旗的汉人，即汉军八旗。清军怎么能够那么快统一中国？伊懋可（Mark Elvin）说满洲人没有征服中国，中国是被吴三桂、洪承畴一类的汉人叛将替满洲人征服的，这些人站到了满洲一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明朝主要是被汉军八旗打败的。为什么汉军的作用那么大？因为在明朝后期，明朝训练出了一些最精锐的部队装备的是当时东亚世界最先进的火器。在朝鲜打仗时，明朝军队人数不如日本，而且朝鲜方面给的情报许多是假情报，明军的补给又是国内运过去，常常不能按时到位。但是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下，明军还打胜了。在朝鲜作战的明军中，最善战的是戚继光余部，他们使用了很好的武器，训练有素。到了明末，明朝最好的部队是孔有德和耿仲明这些人率领的部队，他们使用的火炮训练的炮兵，是请葡萄牙人来指导的。他们降后金后，满洲人如获至宝，马上把他们编入八旗，变成旗人，可以和满人甚至皇室通婚，封他们做王，因为这些人带去的火器太重要了。满洲人不是靠弓马夺天下，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指出：“满洲语所称汉军为‘乌珍超哈’（重火器兵）而不称为‘尼堪超哈（汉兵）’者，推其原故，盖清初夺取明室守御辽东边城之仿制西洋火炮，并用降将管领使用，所以有此名号。” 清朝重臣佟养性说：“火器攻城，非炮不克。”他说这句话时，满清尚未入关，但已经意识到了火炮这种攻坚利器的作用。由此可见，使用火炮的汉军（即“乌珍超哈”）是关键。 
　　至祟祯十二年，清军已经拥有60门自制的红衣炮.在松锦之战开始时，清军火炮实力不如明军；但到松锦之战后期，由于在作战中缴获了大批明军火炮，清军火炮实力已经超过了明军。祟祯十五年四月，清军以红衣大炮连破明军据守的塔山、杏山二城。松锦之战后，明军关外主力被歼，火炮尽落清军之手，此时屯兵锦州的清军已经拥有近百门红衣炮（而辽东总兵吴三桂仅存十门），为清军进关作战奠定了基础。吴三桂投降，一是没有气节，一是因为他确实也打不过。 

结语 

　　历史学家希尔（Christopher  Hill）说：“每一代人都要重写历史，因为过去发生的事件本身没有改变，但是现在改变了；每一代人都会提出关于过去的新的问题，发现对过去都有一种新的同情，这是和他们的先辈所不同的。”历史要重新写，每一代人都要重新写，作为喜爱历史的朋友，你们也可以对历史学家提出要求，要求他们为社会大众提供更好、更新鲜的历史。

本文来源于“国学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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